毛泽东的成功历程（1）
作者：美亚国际 来源：美亚国际 文章点击数：8 更新时间：2006年11月07日【字体：大 中 小】
寻觅苍龙：北上长征 一
北上长征（1）
正当红军一路行军打仗，横扫距离欧洲半个世界之遥的南部中国的时候，列强的角逐场上，从大战的杀戳中冒出来的恐怖势力，在1934年的那个忧郁的秋天，以一种对于权力的兽性追求，正在公然地制造事端。要不了多久，在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规模上的人类大劫难就要燃起火苗来了。
在距慕尼黑一小时车程的巴德维希温泉场，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选择了6月30日的黎明前几小时，发动了对褐衫党冲锋队的血腥清洗。后者曾协助他攫取了权力，但从此以后就成为绊脚石，可能是最后一个绊脚石，希特勒此举就是为了统一纳粹党，统一全国，以紧跟元首及其思想。从那一夜播下的大屠杀的种子中长出来纳粹灭绝营之果，使得600万之多的犹太人、吉卜赛人、同性恋者、共产党人及其他“不良分子”遭到屠杀。五个月后，斯大林也依样画葫芦。在12月1日的下午，一名单身的暗杀者进入了列宁格勒市共产党地区总部，射杀了斯大林的公认的也是过于知名的竞争对手——塞尔吉?基洛夫。这是大清洗的信号，在接下来的五年里燃起的一场血腥清洗的大火中，剿灭了数目超过100万的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主义者、红军指挥员、党的官员、秘密警察以及真正的和假想的反对派，包括各个政治类型，还把十倍于斯数的人送往劳工营，很多人在那里也死去了。与那样的行事规模相比，四年前江西反对“AB团”的运动，不过是远在天边的一场血腥大餐前的开胃小饮而已。
但1934年的那次事件毕竟是值得回味的，更大规模屠杀的地狱机器，又触发在一块更为遥远的土地上了。12月5日，埃塞俄比亚人与意属索马里的军队，为争夺在乌干达沙漠上一小块绿洲中一片名叫瓦尔水源的有争议地区，终于导致他们兵戎相见了。六天后，就在毛和他的同志们在通道城的那次灾难性的会议上相见，并铺平了他重返权力的道路之时，墨索里尼发出了要求赔偿的最后通牒。如同世人所知道的，瓦尔事件成为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借口，并进而导致将意大利、德国与日本联系起来的轴心国的建立，给国联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枚铁钉，而国联却正是十年前为防止类似危机逐步升级导致战争而创立的。
无论是中国的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还是帝国主义列强本身，都未能清楚地预见这些转变导向何方。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虽得到其他列强的默许，却使俄国感到受威胁。1905年它曾在那里败于日本，1918年以后日本军队对西伯利亚的大劫掠使他们至今仍记忆犹新。他们宣布说，主要的危险，不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内部矛盾导致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是列强会在日本的领导下发动一场针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共产国际的口号就是：“保卫苏联！”博古和李立三竭尽忠诚地予以响应。共产党人已经认识到，创建一个“自下而上的统一战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将动员起非共产主义者对反帝反日斗争的支持，而不复将与资产阶级政党正式结盟视为不可救药的妥协。
在根据地以外的世界里，西方民主国家对德、日、意的绥靖政策继续着，原则已为恐惧和贪婪所压倒并从而被可怕地歪曲了。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潜在的政治现实，此时一切都再昭然若揭了：共产主义俄国与纳粹德国签署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在瑞金，一切都再简单不过。在此后的五年中，党对白区的宣传主要是宣扬共产党人会打日本，但蒋不会。毛写道，国民党扮演的是“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以“可耻的不抵抗主义”出卖中国的民族利益。只要蒋一伙继续在台上，反对日本就不可能，因此，一切爱国者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表一项反对东京政府的正式声明，号召组成“抗日义勇军”。毛与朱德提出，愿同任何同意停止与共产党的内战转而抗日的国民党军官达成协议。1934年8月，红军的几支部队突围出根据地到浙江搞一次牵制活动时，党将他们描述为一支“抗日先遣队”正要北上去抗击侵略者。
在中国知识界，这些举动颇受注目。日本侵略的丝毫未受责罚是一种奇耻大辱。蒋介石无论怎样争辩说，他必须首先对付共产党，都已经失去了保卫国家的荣耀。
另一方面，蒋执掌政权，共产党却不掌权。由于他们冲出了江西，并从报纸的标题中消失，沦落到只是别处大事的一条脚注的地位，他们的团结起来对抗日本威胁的号召也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了。蒋的喉舌写道：“中国的共产主义正在灭亡。”通商口岸的新闻界也表示同意。“如果政府继续沿用在江西采用的战线完成围剿，”上海的《中国周报》得出结论，“一切都将不过是寻常的盗匪活动而已。”只有日本的记者们采取一种较为忧郁的看法，他们认为，共产党人将会从辽远内陆的安全屏障内形成比他们在沿海所曾形成的更为可怕的挑战。当然，日本人自有其议事日程。使得国民党对中国的控制变得更脆弱的任何事物，都会宽慰日本人的狼子野心。然而，即便出于错误的原因，日本人谈到共产党时还是对的，恰如共产党将证明他们对于日本人的说法也是对的一样。
1935年1月红军逗留在遵义，由于毛的同僚们认识到，毛一直是对的，而他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博古，周恩来和李德）一直都是错的，因而他首次在党的领导中取得优势的地位。要不是根据地的陷落，要是博古办事更加牢靠与更愿听取忠告，要不是红军在渡过湘江时遭受到如此的重创，要是李德不只是一个听话的摆设，毛的机会可能还不会到来。由于一切别的指望都已破灭，他们只得转向他。
